在医药代表贿赂医生的环节,由于重点医院专业分工细,内部制度复杂,药品从购进到病人使用经过的程序和部门多,也易做隐蔽假账,查找证据若单纯从账上入手,不易发现问题,一般需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切入点:

一是注意查询各药厂或药品销售单位的医药代表,到医院统计医生开方销售其药品的日期(即统方日),该日期相对比较固定。在统方日医药代表按照药房统计的每个医生开方销售给病人具体药品的数量和金额,按约定的比例提成支付给这家医院的有关部门和开方的医生。医院开方的“统计单”和医疗代表付钱的“记录”是案件的重要切入点。在GSK案中,公司“激励”医药代表“努力”完成任务,如果一名代表完成销售指标,全年的奖金高达七八万元,最高的甚至能一次拿到40万元。由此在整个行业的增长只有18%-20%的时候, GSKCI在中国的增长冲到了25%。2012年,全球制药公司排名中,GSK以全球331亿美元处方药销售排名世界第六。[5]据湖南某市级医院肝病中心副主任李某供述,从2012年3月起,GSKCI为了刺激“贺普丁”的销量,每开出一盒给他20元,每增加一名病例入组(给一名新病人开“贺普丁”)给他100元。他每月可以开出150—200盒,增加5—8名病例。而GSKCI医药代表每次按月送钱之时,会拿出一张“讲课单”让其签字,并言明“讲课费”。一般一年分12次支付讲课费,而李某实际只讲了两三次课,其他大部分都是虚构的,讲课单按照公司模板打印、以讲课费名义在公司报销。[6]

二是用心发现记载病人个人信息及用药细节的“回卡”。例如,在全球500强企业美国礼来制药公司案件中,在数十份的销售电子凭证、数以百万计经费预拨的常规单据之下,隐藏着巨大秘密。礼来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诺和公司,并不占优势,礼来只能靠贿赂手段快速突破市场份额。和普通用药按照处方量决定回扣不同,礼来对于胰岛素产品的回扣是按照新开发的病人数给医生返点补偿,定期走访各级医院科室的医药代表告知医生,开具处方且发展一个新病人使用优泌林产品后需填一张记载了病人的个人信息及用药细节的卡,业内称之为“回卡”。医药代表定期回收卡,按照回卡数支付医生相应的报酬,但这种行为只针对新病人。如该公司在安徽的每个医药代表按每月被要求完成发展300—400个新病人的任务,完不成就会被淘汰,一个医药代表盯10—15个医院,礼来的优泌乐笔经典、优泌林笔优伴II两大产品全国范围每月的回卡水平至少在2.5万张,按最低100元每张卡的标准,一年行贿额就至少超过3000万。该公司内部“回卡”考核机制反映了行贿链条对于公司销售的极大影响力。[7]

三是密切关注并收集医院与医院之间的“合作协议”。所谓“合作协议”是指一些医疗资源好、医疗设备先进的大医院与一些小医院之间的医疗合作协议。大医院往往与销售医疗用品的跨国公司有联系。医疗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小医院将收治的病人开方介绍到有协议关系的大医院做各种检查,如CT、核共振、病理检验等,大医院从检查费中按双方约定的比例,全年分若干次从“医疗支出”科目中假借“公用支出”或“其他费用”等名义支付给开方介绍的医院和医生,合作越多,对进口医疗产品的依赖就越多,跨国公司借机大力推销,甚至不惜代价给大医院不当利益。在此类案件中,大小医院的“合作协议”和“医疗支出”账也是重要切入点之一。

三、跨国公司商业贿赂案件证据具有隐蔽性和间接性，书证作用不容忽视

跨国公司通常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生产经营规模,熟悉投资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其高层管理人员国籍涉及海外母公司和东道国,各有利益驱使,实施商业贿赂的方式也更周全隐秘。“对合犯”①对合犯是基于双方的对向行为合力才能完成的犯罪,行贿人和受贿人各自实施自己的行为,罪名不同,但任何一罪的完成均以对应之罪的完成为条件。是商业贿赂案件的共性,如果没有见证人,账目和实物证据尤为重要。在账务处理上,犯罪嫌疑人为掩盖犯罪事实,往往假借促销费、赞助费、科研费、劳务费、咨询费、服务佣金、提成奖励等名目或者以报销各种费用等形式,变换手法实施商业贿赂,甚至弄虚作假、伪造、涂改报销凭据,致使赃款赃物去向不明。加之商业贿赂犯罪侦查活动干扰多,阻力大,行内人知情不举报,行外人举报不知情,主动发现案件的难度很大,需要查证大量账目。[8]相较于国内公司,跨国公司财务制度要求非常严格、完善,每一笔钱款有来龙去脉,并附有完整的票证等书面材料,这样的管理特征注定了书面证据的完整性和易取性,这些书面证据材料均是在案发前存在,并被收入账册的。因此,书证可能是办案机关最佳突破口、最好的“武器”,也是涉事公司的“短板”。

文章来源：《中国实用医药》 网址: http://www.zgsyyyzzs.cn/qikandaodu/2021/0412/1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