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朱熹“中正”说的根本不同

从柳宗元到朱熹，对《中庸》之“中”的看法都起始于“喜怒哀乐”的情绪起点，认为“中”即情感未发露于外的状态。最大的区别则是朱熹将“中”看作是人之本性，导向天理论；而柳宗元则认为“中”是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为人、为学、为文、为政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宗旨。于柳宗元而言，“中”既是一个正统知识分子应该秉承和坚持的立身之基，也是使自己脱离革新失败、政治诽谤所导致的痛苦人生的途径，既是天地之道，也是达到至道的必经之途，是原则也是方法。而朱熹等宋代学者则视“中”“正”为天道，需利用一切外部行为来维护。简言之，柳宗元看待“中正”的态度不免掺杂了中唐时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而朱熹的态度和阐释则带有形而上的意味。

柳宗元反对汉儒的治经方法，自称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2](P2273)经世致用才是他对经典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对《春秋》还是其他儒家经典，他看重的都是“佐世”之用。实用主义思潮隶属于中唐思想进程的一环，在有救世之志的官僚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罕见，但柳宗元的关注点不在具体的某个行政领域，而是着眼于政治革新。革新失败后，虽以“缧囚”自称，但思想根柢并未动摇，对经典的解读也仍旧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而非究心于章句。比如作《非国语》是“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2](P3131)因此，对于《中庸》这样进入尧、舜之道的途径，只强调其重要性，而非进行阐释。对于朱熹来说，“中”是人之本性、天地之理，而不是为人、为学、为政之道。对于柳宗元的《中庸》观，朱熹是不屑一顾的，乃至于斥柳宗元为反中庸的“小人”。在《四书或问》里说：“然诸说皆谓小人实反中庸，而不自知其为非，乃敢自以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汉之胡广，唐之吕温、柳宗元者，则其所谓中庸，是乃所以为无忌惮也。”[12](P564)朱熹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将柳宗元的价值取向与政治事业及学术观点混为一体，全盘否定柳宗元关于《中庸》的看法，将柳宗元排斥于《中庸》阐释体系之外。然而细究起来，朱熹指责柳宗元等人的“中庸”观“为无忌惮”也颇有可采之处。柳宗元年少即以“中”为立身之基，积极投身政治革新事业，失败后不改初心，以“中”为修身、立身之本，兼及为学、为政。“中”贯穿柳宗元的一生，而柳宗元并未阐释何为“中”，可见柳宗元所坚持的“中”绝非局限于“喜怒哀乐之未发”“不偏不倚”的意义，而是他所认定的价值观念。因为“中”，柳宗元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投身改革，可以在蛮荒之地坚持自我，因此被朱熹斥为“为无忌惮”。儒家向来反对激烈的改革，柳宗元以“中”相标，却毫无顾忌地投身革新事业，自然是宋代学者眼中反中庸的小人了。

六、结 语

柳宗元是唐代少有的关注《中庸》的官僚知识分子。他虽未对《中庸》作出具体的阐释，但在文中反复强调“大中”“中正”乃圣人之道，视之为修身、立身、为学、为政之道，显示出其对于“中”的重视与坚守。柳宗元如此看重“中”，是其深厚儒学根柢的外在表现，也是其坚守理想、对抗环境压力的有效途径。柳宗元关于“中”的理解看似与宋代学者对“中”的阐释有相通处，但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是柳宗元既将“中”视为圣人之道，也将其视为达到圣人之道的途径，重在利用。二是柳宗元并未阐释什么是“中”，这也意味着“中”有着无限的外延，这为柳宗元坚守政治理想留有足够的空间。相反，宋代学者虽也承认“中”是修身、立身之道，乃至为政之道，但却逐步脱离了实用价值而向性理的方向发展，过于具体的阐释也将“中”局限在一个较为狭窄的空间内。

注释：

[1] (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 (唐)柳宗元著，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 章士钊.柳文指要(体要之部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1.

[4]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C]//.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宋)李昉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6] 卞孝萱，张清华，阎琦.韩愈评传附李翱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唐)韩愈著，马其昶、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文章来源：《中国实用医药》 网址: http://www.zgsyyyzzs.cn/qikandaodu/2021/0118/7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