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的解释由养性推至治国，李翱的解释立场虽偏向于排佛,[6](P523-533)但主论心性修养，且杂佛道两家说法，而柳宗元援《中庸》首为矫己“躁进”之行，以此纾解内心之激愤，以修身为基点，进而将“中”“正”引入立身、论学、为政上面，开宋儒将《中庸》引入修身齐家治国阐释体系的先河。其谈及立身、论学、为政等，皆以“中”“正”为本，根本于《中庸》而不杂他说，对《中庸》理解最为深刻。然而在唐代，柳宗元却是一个被主流政治和学界排斥的失败者，在宋代，又被欧阳修等人标为“韩门之罪人”，在中唐儒学复兴和唐宋儒学转型进程中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二)《中庸》之于柳宗元的意义

联系柳宗元“躁进”“倨野”的自称和韩愈对其“勇于为人”“不贵重顾籍”的评价，柳宗元在文中强调“中”“正”，首先看重的是其对于修身的引导意义，因此公开申明自己从儒家经典中撷取思想营养为己所用。政治事业失败后，柳宗元一时难以接受现实，在承受着环境的压力和蜂起的诽谤时，也在寻求坚持理想的动力和平衡内心的途径，首要便是改变“躁进”“倨野”的形象。“躁进”“倨野”“疏野”之类表述在柳宗元文章中时常出现，早年这样说尚有自谦之意，永贞革新后的自称则出于失败后的自我审视。

柳宗元个性本就骄傲，加之少年成名，难免高调，未仕前的文章已彰显个性，如进士及第前所作的《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虽为乞求之作，未免自谦，称自己“性颇疏野”，然而文辞承转之间又时有傲气溢出，无一丝取媚之态。再如应博学宏词未第后作的《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被认为“文才气纵横，意志高抗，与退之三上宰相书乞情无已，自忘卑下者，有上下床之别”。[3](P1126)南贬后，柳宗元给在朝亲友写了不少信以求援引，句句恳切，然而绝无“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的乞怜之态。[8](P641)显然，柳宗元骨子里的傲气与理想主义者的激情特质不可能因为永贞革新的失败而消退，但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不得不对自己作出剖析。韩愈认为“躁进”是柳宗元政治事业失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官僚知识阶层的普遍看法，这也正是柳宗元为人所诋之处。儒家话语体系始终把激情理想主义者与“躁进”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被认为“躁进”就意味着其所持的是与儒家相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这对于柳宗元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柳宗元早年即在文中提及“大中”相关词语，在《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中说“若慎守其常，确执厥中”，[2](P2266)把“中”与“守”放在一起，显然同意“中”乃立身之道。然而在后来的仕宦生涯中，他并未按照“不偏不倚”的要求行事，而是以理想主义者的热情和激情锐意进取，因此被官方舆论所不容，事业一败涂地的同时，也被认为是背离了儒家宗旨。柳宗元思想以儒为根底，却被认为背离了儒家立身修德的宗旨，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以儒家经典自我辩护，贬谪早期所作的《佩韦赋》《惩咎赋》即是明心志之作。

然而“大中”“中正”究竟是什么，柳宗元并未辟专文阐释，这也是其关注《中庸》却不为唐宋学者注意的原因之一。从《佩韦赋》“惧过而失中庸之义”的说法来看， 柳宗元认为《中庸》是修德立身、纠正偏斜行为的根本。从文中引用“大中”“中正”的语境来看，柳宗元首先看重的应是《中庸》对于修德、立身的引导价值，保持情绪的中和状态，改变“躁进”的心态和形象，进而达到“遯世不见知而不悔”的境界。可见柳宗元强调“中”“正”，首先看重的是其修身的引导意义。以修身为基点，进而将“中”“正”引入做事、为政乃至政治理想上面，实开宋儒将《中庸》引入修身齐家治国阐释的先河。

四、宋儒对“中”的看法

宋代道学家对“中”“正”有专门研究，但也并未为“中”“正”的外延做一个明确的规定，未对其内涵作具体阐释，而是着重强调“中”“正”的意义。张载《中正篇》开篇即强调：“中正然后贯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盖得正则得所止，得所止则可以弘而至于大。乐正子、颜渊，知欲仁矣。”[9](P26)“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而通。”[9](P27)显然，张载将“中正”定义为君子的立身之基，是维持君子“居正”的前提，天下之道必由其而达到。程颐对“中”的认知与孔颖达一致，并未对《中庸》原文作更进一步的阐释，但将“中正”引入“心性”一道，视守“中正”为圣人之道，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称：“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10](P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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