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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柳宗元的“中庸”观 ——从“中”“正”概(2)

来源:中国实用医药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1-18 12:22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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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论学 柳宗元论学文章主要针对儒家经典展开,在其看来,“中”“正”是圣人之道,违背“中”“正”的都是矫饰者,是孔门罪人。《与吕道州温论非

(三)论学

柳宗元论学文章主要针对儒家经典展开,在其看来,“中”“正”是圣人之道,违背“中”“正”的都是矫饰者,是孔门罪人。《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说:“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2](P2065)又自我检讨:“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故思欲尽其瑕颣,以别白中正。”[2](P2066)在《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中说“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2](P2074)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2](P2089)在《断刑论下》中说“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大中之器用也”。[2](P263)儒释道融通的柳宗元不仅视“中”“正”为儒家宗旨,论及佛教也以“中”“正”为旨,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说“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2](P455)《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2](P462)在《南岳云峰寺和尚碑》中强调“师之教,尊严有耀,恭天子之诏,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2](P478)柳宗元虽一再强调“中”是为学原则,却并未阐释“中”的具体指向。就文章的语境而言,“中”仍旧指向圣人之道。在不同文章中,意义指向有细微区别。“立大中者不尚异”之“中”的涵义与赤诚接近,是指一种真诚不虚伪的原则,而“取圣人大中之法为理”之“中”有遵循客观规律的意味,倾向于道家的自然法则,“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之“中”则偏向圣人之道。在柳宗元看来,儒释道之“道”相通,“释道”之“道”亦是圣人之道。

(四)为政

于柳宗元而言,“中”“正”不仅是修身、立身、论学之基,也是为政要领。在《桐叶封弟辨》中说:“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2](P304)在《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第五表中说:“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弥文而益彰。然则守谨而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2](P3338)第六表称“得其中,不宜变之而失正”。[2](P3342)显然,柳宗元认为“中”或者“大中”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原则。《桐叶封弟辨》中,“中”指向周公的辅政之“道”,意为周公政治理念的核心就是“中”。《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第五表、第六表针对宪宗皇帝而言,“中”与“先王之道”联系在一起,既是治政的法则,也是皇帝应该遵守的原则。由此可见,“大中”“中正”于柳宗元而言,是修身之本、立身之道,论学、为政之基。唐代著名官僚知识分子在文章中如此频繁地提到“大中”“中正”相关词语,并将之视为儒家经义本旨的,柳宗元是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

三、柳宗元之“大中”“中正”与《中庸》的联系

柳宗元儒学根柢深厚,然儒学贡献一直不为唐宋学者承认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统合儒释的儒道观不合主流,且参与永贞革新事件为他贴上了“躁进”和“不自贵重顾籍”的标签,与“守正”的儒学家面目相去甚远。但柳文中无处不在的“中”“正”相关词语,表明其是唐代少有的以《中庸》作为修身、立身之道的学者,与此同时,扛起儒学复兴旗帜的韩愈却并未在文中过多提及《中庸》相关概念。这种反差当与柳宗元的处境和学术根底有关。

(一)唐代《中庸》相关阐释

唐人文章中时有提及“中庸”处,但唐代学者对《中庸》的关注不多,对《中庸》正式作出阐释的只有孔颖达与李翱两位。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这样解释“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言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者,言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故曰‘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者,言情欲虽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故曰:‘天下之达道也。’”[4](P1663)李翱《复性书》也提到了“中”,曰:“故君子慎其独,慎其独者,守其中也。”[5](P6436)与从学术意义上对《中庸》进行阐释的孔颖达不同,李翱从辟佛的角度阐释《中庸》,却趋向心性说。因此学界认为,“李翱的《复性书》根据《中庸》的‘性命’学说和孟子的性善论,吸取佛教和道家的心性学说,大讲内心修养方法”。[6](P536)孔颖达和李翱之外,唐代鲜有人对《中庸》进行阐释和研究。柳宗元虽未撰文对《中庸》进行系统阐释,却以“中”“正”作为修身、立身之本,以《中庸》为人生指引,是事实上的《中庸》关注者和研究者。其在《佩韦赋·序》中说“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2](P105)在《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中提到“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2](P2066)在《非国语序》中称“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2](P3131)当然,柳宗元并非中唐时代仅有的以《中庸》自我砥砺、勉励友朋的人。韩愈在《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中开篇即说“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7](P139)相较而言,柳宗元对《中庸》的援引于文章中无处不在,韩愈提及《中庸》的文章却是考场应试之作,可见二人对《中庸》的关注程度差异之大。

文章来源:《中国实用医药》 网址: http://www.zgsyyyzzs.cn/qikandaodu/2021/0118/7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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