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灌溉。灌溉之具有水栅、水闸、陂塘、水塘、翻车、牛转翻车、筒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筒车、连筒、架槽、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瓦窦、石笼、浚渠、阴沟、水井、缶、绠、水篣。其中水栅为障水具，戽斗为挹水器，桔槔为挈水械，辘轳为缠绠械，瓦窦为泄水器。阴沟为行水暗渠，“凡水陆之地，如遇高阜，形势或隔，田园聚落不能相通，当于穿岸之旁或溪流之曲穿地成穴， 以砖石为圈，引水而至。若别无隔碍，则当踏视地形，用策索度其高下，及经由处所画为界路。先引浚，犁耕过后，复浚掘，乃作甃穴，上覆元土，亦是一法。如灌漑之余常流不绝，又可蓄为鱼塘莲荡，其利亦博。或贯穿城邑巷陌，及注之园囿池沼，悉周于用，虽远近大小深浅曲直不同，然皆洑流内达，膏泽旁通，水利之中最为永便”［11］(P321)。

7.收获。《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仲夏之月，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以犬尝麻，命有司趣民收敛；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天子乃以犬尝稻②。收获之具有铚艾、镰、粟鉴、、麦钐、据刀、推镰、禾钩、禾担、搭爪、杈、笐、乔扦、掼稻簟、麦绰、麦笼、抄竿、拖耙、积苫、连耞。其中禾钩为敛禾具，禾担为负禾具，杈为箝禾具，乔扦为挂禾具，麦绰为盛芟麦器，抄竿为扶麦竹，拖耙为耧麦长杷，“首列二十余齿，短木柄，以批契维腰曳之。尝见麦野为风雨所损，茎穗交乱，不能净，故制此具。腰后纵横耧之，仍手握柄镰，芟其遗余。所得秸穗，随拥积之，有一杷毕功，得麦十余斛”［13］(P18)。

《授时通考》还载有农田“攻治”之法。《农桑通诀》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转’。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浅而廉，此其略也。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11］(P201)播种的方法有漫种、耧种、瓠种、区种，“漫种者，用斗盛谷种，挟左腋间，右手料取而撒之，随撒随行。约行三步许，即再料取。务要布种均匀，则苗生稀稠得所。秦、晋之间，皆用此法。南方惟种大麦则点种，其余粟、豆、麻、小麦之类，亦用漫种。北方多用耧种，其法甚备”［11］(P238)。

清代皇帝多次降谕以劝课农桑， 雍正帝揭橥其缘由：“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 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 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13］(P182)这些谕旨反映与农业相关的不同维度，体现复杂多面的农学思想：一是朝政得失。康熙帝主张“农事为民生之本”，只有雨雪按时到来，不误春耕，才能保证秋收。康熙十年（1671）春季无雨，农耕愆期，玄烨认为“皆由朕躬凉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不能殚忠为国，恪修职业，瞻顾因循，惟图自便，偏私怠忽，致干天和”。二是官员考课。胤禛严饬不重农事之官员曰：“倘再有牧民之官轻视农事，不实心化导，任百姓之悠悠忽忽，有误播种之期者，必从重议处。”［13］(P193)弘历欲“驱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认为督抚应以身化导，故将“劝课百姓以农桑为本务”作为考察官员之标准，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使得尽力焉，则储蓄有备，水旱无虞。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弃置者亦或有之，纵云从事耕耘，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向多不谙，北人率置不讲， 此非牧民者之责， 抑谁之责欤？”［13］(P202-203)三是乘时耕种。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曰：“昨岁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谷。今岁虽复春寒，然三阳伊始，农事不可失也，宜早勤播种而加耘治焉。”［13］(P163-164)顺治八年（1651），福临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13］(P164)。四是勤于耕作。康熙二十九年，玄烨谕户部曰：“朕惟阜之道，端在重农，必东作功勤，然后西成有赖。”［13］(P165-172)五是粮食储备。 努尔哈赤曾经提出“重农积谷为先务”［13］(P163)，持有“重农敦本”思想的玄烨在康熙十八年降谕称“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14］（卷八一,P1037）。

二、“礼农”思想：祈谷上帝与亲耕耤田

《礼记·月令》 曰：“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③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辛亥，福临“祈谷于上帝”［2］（卷一○六，P823）。雍正帝认为“风化之原，由于表率，是以祈年、耕耤”［15］（卷一五九，P958），寓以身劝导、垂范天下之意。在清代，祈谷为国家大祀，须皇帝躬行，礼仪隆重。兹以乾隆帝所行祈谷之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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