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为了与孔子的“述而不作”相匹配选择了“读”的方式，使得全书读完犹如经典再现，符合对传统的先入为主的理解，易于接受，通俗易懂，很快拉近了《论语》和我们的距离，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孔子，读到了有用的《论语》，感到《〈论语〉今读》与《论语》神形一致；而“思”似乎由于其“构思”之义太过明显，且对西方哲学的原理论及过多，首先对中国读者来说不符合阅读习惯，感到深奥难懂，甚至觉得它把《论语》完全改变了模样。

但事实上从以上的对比可以明显看到，两部著作的“读” 与“思”都是中西方文化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都有对《论语》“实用”“融通”的审美感悟，也都有从“解构——重构”的解读过程，只不过李泽厚由于立足于本国文化去解读，在完成这一过程时会显得不动声色，无声无息；而郝大伟、安乐哲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野出发，尤其是解读过程中那个采用“跨时代文化误植”方法，大量西方哲学的论辨过程，让我们过多看到其颠覆性，即明显清晰地看到了“解构——重构”的全过程。然而最终的结果我们认为从“质”上来判断是大体一致的。确切地说，事实上在一致的同时又都是在向和原意图相反的方向上发生着位移。也即是说，虽然李泽厚非常明确地以“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为目的，但在其论述过程中我们却也明显感到了当我们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西为中用”时自然也就成全了郝大维、安乐哲所期许的“中为西用”以致“中西浑融一体”的文化对话的至高境界[1]332；而郝大维、安乐哲虽然以“中西文化对话”为己任，但我们却更多感到在论述过程中急切的“中为西用”的目的意识(尽管也许这并非其终极本意)，同时在这一意识指导下，相反，西方的“理性思维”也在我们接受其论述过程中逐渐得以认同，当然最终也实现其“中西文化对话”。所以二者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从“度”的角度来说，李泽厚的境界应该说更胜一筹。

究其原因，当然最根本的在于李泽厚与郝大维、安乐哲他们本身就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前者是由地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而出，虽然其间也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洗礼，但根仍旧扎根传统，那种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但却长期受到误解、轻视的重体悟的“浑融一体”至高境界与生俱来，时势到时便自然流露；同样虽然郝大维、安乐哲身为深爱中国文化、倡导中国文化的令人十分尊敬的汉学家，但毕竟在他们的骨髓、血液中仍旧是西方的理性思维，这是挥之不去的(当然本也无需挥去)，因而当其怀着至高目标去舒展浩远之志时，不自觉便受到了“理性之思”的局限，私己的目的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这恐怕就是我们常说的“境界难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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