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1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8］(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0］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1］(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2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12］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3］(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3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14］(清)马齐，朱轼等修纂.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修纂.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6］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2).

［17］(清)庆桂，董诰等修纂.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清)曹振镛，戴均元等修纂.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10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0］刘潞.《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J］.清史研究,2010,(8).

明末清初，兵燹不断，百姓流离，生产破坏。在定鼎中原以后，清廷除“颁正朔，授民以时”之外［1］(P187)，四位帝王发展经济，重农兴业，以固邦本：顺治帝“祀先农，行耕耤礼”［2］（卷八一,P636），康熙帝曾绘制“耕织图”，雍正帝亲耕耤田，乾隆帝编纂农书。根据《中国农业古籍目录》记载，清代有农业古籍1252种［3］(P63)，其中《授时通考》颇具代表性。是书之编纂肇源于乾隆二年（1737）五月，弘历认为“农桑为致治之本”，“为耒耜、教树艺皆始于上古圣人，其播种之方、耕耨之节与夫备旱、驱蝗之术散见经籍，至详且备；后世农家者流，其说亦各有可取。所当荟萃成书，颁布中外，庶三农九谷各得其宜，望杏瞻蒲无失其候”［4］(P187)，遂任命和亲王弘昼为监理，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为总裁，率领南书房、武英殿翰林等47人编纂农书。他们征引经史子集四部文献553种，辑录史料3575条，甄选插图512幅，分天时、土宜、谷种、功作、劝课、蓄聚、成书，名曰《授时通考》①，被誉为中国古代农学百科全书［5］(P93)。“劝课”门除了“汇考”“诏令”“章奏”“官司”“祈报”之外，还收录“本朝重农”7卷，涵括敕谕、祈谷、耕耤、御制诗文和耕织图，寄寓清代皇帝“重农”之意，蕴含丰富的农学思想，然而学界尚未系统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利用这些资料， 从农业和政治的关系入手，探讨清代皇帝的农学思想，以期对推进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史研究有所助益。一、“实用”思想：农田功作与降谕劝课清代农学理论趋向实用化［6］(P178)，农书编纂体现“实用”特征，《授时通考》“采摭经史，但取其切于实用及名物根据所自，诗文藻丽之词，概置弗录”［7］(P3)。从事农业活动，不仅需要遵天时、循地利，还需要生产工具，《管子·轻重乙》曰：“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耨、一椎、一，然后成为农。”［8］(P1448)改进生产工具，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多获农利，故《淮南子·泛论训》曰：“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耰锄、斧柯而樵，桔皋而汲，民逸而利多。”［9］(P914-915)从垦耕、耙、播种、淤荫、耘籽、灌溉到收获，《授时通考》“功作”门详述各种农具，包括形制、功能等，兼有图解，充分体现乾隆帝“于实用有禆”的指导思想。兹胪述如下：1.垦耕。《吕氏春秋·审时》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斩木不时，不折必穂。稼就而不获，必有天灾。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10］(P696)垦耕之具有耒耜、犁、耕盘、牛轭、镵铧、鐴刬、锋、长镵、镢、臿、铁搭、、櫌。长镵为踏田之具，镢为田之具，櫌为槌块之具，耕盘为驾犁之具，“旧制稍短，驾一牛或二牛，故与犁相连。今各处用犁不同，或三牛四牛，其盘以直木，长可五尺，中置钩环，耕时旋擐犁首，与轭相为本末，不与犁为一体”［11］(P203)。2.耙。耙劳之具有人耙、方耙、耖、劳、碌碡、礰礋、拖车、田荡、刮板、平板、梧桐角等。其中，耖为疏通田泥之器，“高可三尺许，广可四尺，上有横柄，下有列齿，以两手按之，前用畜力挽行，一耖用一人一牛。有作连耖，二人二牛，特用于大田， 见功又速。 耕耙而后用此， 泥壤始熟矣”［11］(P226)。3.播种。《诗经·小雅·大田》曰：“以我覃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12］(P351-352)播种之具有种簟、耧车、瓠种、砘车、挞、辊轴、秧弹、秧马、橇、种箪等。相对于耕、耙、耧、砘，寡力之家使用瓠种更易见功，其使用方法为：“窍瓠贮种，量可斗许，乃穿瓠两头，以木箄贯之，后用手执为柄，前用作觜；泻种于耕垄畔，随耕随泻，务使均匀。又犁随掩过，遂成沟垄。覆土既深，暑夏最为耐旱，且便于撮锄，苗亦鬯茂。”［11］(P249)4.淤荫。淤荫之具有农舟、划船、野航、大车、下泽车、推车、杴、杷、竹杷、朳、畚、箕、帚、瓢柸。朳为无齿杷，用以平土壤，聚谷物；“竹杷”则于场圃樵野间“用之爬以藁叶，以疏粪壤，有爬罗剔抉之功。或执以拾粪，其制稍密”［11］(P271)；农舟“质朴浑坚，任载刍粮，异于渔钓者流也。当收粪时，即以此舟遍历城市，虚往实归，尤上农所亟”［11］(P265)。5. 耘籽。《诗经·小雅·甫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12］(P349)“耘籽”之具有钱镈、耨、櫌锄、铲、耧锄、劐、镫锄、耘爪、耘杷、耘荡、薅马、蓑笠、臂篝、覆殻、屝、薅鼓等。其中耨为锄草器，镫锄为刬草具，耘杷则“以木为柄，以铁为齿，用耘稻禾”。耘爪是耘水田器，形制和用途为：“用竹管随手指大小截之，长可逾寸，削去一边，状如爪甲，或好坚利者，以铁为之，穿于指上。用耘田以代指甲，犹鸟之用爪也。陆龟蒙云：耘者去莠，举手务疾而畏晩；鸟之啄食，务疾而畏夺。法其疾、畏，故曰鸟耘。尝观农人在田，伛偻伸缩，以手爪耘其草泥，无异鸟足之爬抉，岂非鸟耘者耶？”［11］(P288)6.灌溉。灌溉之具有水栅、水闸、陂塘、水塘、翻车、牛转翻车、筒车、驴转筒车、高转筒车、水转筒车、连筒、架槽、戽斗、刮车、桔槔、辘轳、瓦窦、石笼、浚渠、阴沟、水井、缶、绠、水篣。其中水栅为障水具，戽斗为挹水器，桔槔为挈水械，辘轳为缠绠械，瓦窦为泄水器。阴沟为行水暗渠，“凡水陆之地，如遇高阜，形势或隔，田园聚落不能相通，当于穿岸之旁或溪流之曲穿地成穴， 以砖石为圈，引水而至。若别无隔碍，则当踏视地形，用策索度其高下，及经由处所画为界路。先引浚，犁耕过后，复浚掘，乃作甃穴，上覆元土，亦是一法。如灌漑之余常流不绝，又可蓄为鱼塘莲荡，其利亦博。或贯穿城邑巷陌，及注之园囿池沼，悉周于用，虽远近大小深浅曲直不同，然皆洑流内达，膏泽旁通，水利之中最为永便”［11］(P321)。7.收获。《礼记·月令》：孟夏之月，农乃登麦，天子乃以彘尝麦；仲夏之月，农乃登黍，天子乃以雏尝黍；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命百官始收敛；仲秋之月，乃以犬尝麻，命有司趣民收敛；季秋之月，农事备收，天子乃以犬尝稻②。收获之具有铚艾、镰、粟鉴、、麦钐、据刀、推镰、禾钩、禾担、搭爪、杈、笐、乔扦、掼稻簟、麦绰、麦笼、抄竿、拖耙、积苫、连耞。其中禾钩为敛禾具，禾担为负禾具，杈为箝禾具，乔扦为挂禾具，麦绰为盛芟麦器，抄竿为扶麦竹，拖耙为耧麦长杷，“首列二十余齿，短木柄，以批契维腰曳之。尝见麦野为风雨所损，茎穗交乱，不能净，故制此具。腰后纵横耧之，仍手握柄镰，芟其遗余。所得秸穗，随拥积之，有一杷毕功，得麦十余斛”［13］(P18)。《授时通考》还载有农田“攻治”之法。《农桑通诀》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转’。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浅而廉，此其略也。北方农俗所传春宜早晚耕，夏宜兼夜耕，秋宜日高耕。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11］(P201)播种的方法有漫种、耧种、瓠种、区种，“漫种者，用斗盛谷种，挟左腋间，右手料取而撒之，随撒随行。约行三步许，即再料取。务要布种均匀，则苗生稀稠得所。秦、晋之间，皆用此法。南方惟种大麦则点种，其余粟、豆、麻、小麦之类，亦用漫种。北方多用耧种，其法甚备”［11］(P238)。清代皇帝多次降谕以劝课农桑， 雍正帝揭橥其缘由：“我国家休养生息，数十年来户口日繁，而土地止有此数， 非率天下农民竭力耕耘， 兼收倍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13］(P182)这些谕旨反映与农业相关的不同维度，体现复杂多面的农学思想：一是朝政得失。康熙帝主张“农事为民生之本”，只有雨雪按时到来，不误春耕，才能保证秋收。康熙十年（1671）春季无雨，农耕愆期，玄烨认为“皆由朕躬凉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不能殚忠为国，恪修职业，瞻顾因循，惟图自便，偏私怠忽，致干天和”。二是官员考课。胤禛严饬不重农事之官员曰：“倘再有牧民之官轻视农事，不实心化导，任百姓之悠悠忽忽，有误播种之期者，必从重议处。”［13］(P193)弘历欲“驱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亩”，认为督抚应以身化导，故将“劝课百姓以农桑为本务”作为考察官员之标准，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曰：“今天下土地不为不广，民人不为不众，以今之民耕今之地，使得尽力焉，则储蓄有备，水旱无虞。乃民之逐末者多，而地之弃置者亦或有之，纵云从事耕耘，而黍高稻下之宜、水耨火耕之异，南人向多不谙，北人率置不讲， 此非牧民者之责， 抑谁之责欤？”［13］(P202-203)三是乘时耕种。崇德二年（1637），皇太极曰：“昨岁春寒，耕种失时，以致乏谷。今岁虽复春寒，然三阳伊始，农事不可失也，宜早勤播种而加耘治焉。”［13］(P163-164)顺治八年（1651），福临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13］(P164)。四是勤于耕作。康熙二十九年，玄烨谕户部曰：“朕惟阜之道，端在重农，必东作功勤，然后西成有赖。”［13］(P165-172)五是粮食储备。 努尔哈赤曾经提出“重农积谷为先务”［13］(P163)，持有“重农敦本”思想的玄烨在康熙十八年降谕称“民生以食为天，必盖藏素裕，而后水旱无虞”［14］（卷八一,P1037）。二、“礼农”思想：祈谷上帝与亲耕耤田《礼记·月令》 曰：“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③顺治十四年（1657）正月辛亥，福临“祈谷于上帝”［2］（卷一○六，P823）。雍正帝认为“风化之原，由于表率，是以祈年、耕耤”［15］（卷一五九，P958），寓以身劝导、垂范天下之意。在清代，祈谷为国家大祀，须皇帝躬行，礼仪隆重。兹以乾隆帝所行祈谷之礼为例：一、前期五日：诣牺牲所视牲。皇帝亲诣行礼，遣官视牲。一、前期三日：太常寺官进斋戒牌铜人。皇帝致斋三日，各衙门俱设斋戒牌，应陪祀王以下各官，斋戒如常仪。一、前期二日：遣礼部堂官一员省牲。一、前期一日：皇帝升太和殿视祝文、视玉、视帛、视香，行礼。复至龙亭前上香行礼。太常寺官送祝文、玉帛、香至天坛神库内青案上安设。礼部、都察院、太常寺、光禄寺官俱朝服上香，监宰牲并瘗毛血。一、正祭日：卤簿、大驾全设，皇帝御礼服出宫，乘辇。驾进坛西门，降辇，至更衣幄次更祭服，盥手。毕，进大享殿内，就拜位，王以下陪祀各官俱序列。燔柴迎帝神，乐奏中平之章。皇帝升坛，诣上帝香案前上香；次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位前上香。毕，旋位，行礼。唱奠玉帛，乐奏肃平之章。皇帝升坛，诣上帝位前献玉帛；次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位前奠帛。毕，旋位。唱进俎，乐奏咸平之章。皇帝升坛，以次进俎。毕，旋位。行初献礼，乐奏寿平之章。皇帝升坛，诣上帝位前献爵。毕，读祝官跪读。毕，皇帝行礼，复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位前献爵。礼毕，旋位。行亚献礼，乐奏景平之章。皇帝升坛，以次献爵如初献仪。礼毕，旋位。行终献礼，乐奏永平之章。皇帝升坛，以次献爵如前仪。献毕，旋位。太常寺官唱赐福胙，皇帝就位受爵、受胙，行礼，旋位。复行礼，谢福胙。彻馔，乐奏凝平之章。捧玉官、捧苍璧，退。送神，乐奏清平之章，皇帝行礼，职事官捧祝帛、香、馔。恭送燎位望燎，乐奏太平之章。皇帝诣望燎位，祝帛焚半。奏礼毕，皇帝由东砖门出，更衣，升辇，设卤簿大驾，教坊司作乐，奏祐平之章。皇帝还宫。［13］(P207)从正祭前五日开始准备，皇帝须至牺牲所视牲、行礼，斋戒三日，到太和殿视祝文、玉、帛、香并行礼，到龙亭前上香、行礼。正祭之日，仪式繁琐，包括：迎帝神、奠玉帛、进俎、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帝神、望燎。祈谷之时，礼乐并举，如“初献”之乐为“初献兮旨酒盈，著诚致洁兮牺尊盛。俨对越兮在上，惟昭明兮有融。瑟黄流兮玉瓒，帝心歆假兮赉嘉祯”；“亚献”之乐为“著尊启兮告虔，清酤次第兮举前。礼再献兮肃拜，列瑶觞兮秩斯筵。神悦怿兮如在，惠我嘉生兮福便便”；“终献”之乐为“终献兮泰尊，移謨芬嘉旨兮圭瓒交驰。神既醉止兮锡祉，礼成于三兮陈词。愿洒余沥兮沐群黎，臣拜手兮望云霓”［13］(P207-209)。康熙十一年（1672），玄烨亲行耕耤礼，“三推毕，登观耕台，命康亲王杰书、裕亲王福全、简亲王喇布、吏部左侍郎王清、户部尚书米思翰、礼部尚书哈尔哈齐、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工部尚书王熙、都察院左都御史多诺、通政使司左通政任克溥、大理寺卿王允祚等，以次耕毕”［14］（卷三八，P509）。雍正二年（1724），胤禛开始亲耕耤田，“诣先农坛致祭。毕，更服，至耕所。乐工歌三十六禾词。上躬秉耒，执鞭扶犁，三推毕，又加一推，以示劝农至意。上御观耕台，命庄亲王允禄、裕亲王保泰、怡亲王允祥，行五推礼。吏部尚书隆科多、户部尚书张廷玉、礼部右侍郎三泰、兵部右侍郎李绂、刑部尚书励廷仪、工部尚书孙渣齐、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通政使司通政使图兰、大理寺少卿唐执玉，行九推礼。各以次耕如仪。上御斋宫，顺天府官员率耆老、农夫行礼毕，至耕耤所，农夫终亩”［15］（卷十六,P277）。耕耤是一场包括皇帝、官员和农夫的礼仪展演，皇帝三推，亲王五推，尚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使司通政使、大理寺少卿九推，最后由农夫终亩，体现君臣一体、君民一心的思想。胤禛笃信“天人感召之理，捷于影响，无纤毫之或爽”，每年祈谷于上帝，亲耕耤田，故会出现嘉禾、瑞谷。他希望官员皆能重农，故谕内阁曰：“朕每岁躬耕耤田，并非崇尚虚文，实是敬天勤民之至意。礼曰：天子为耤千亩，诸侯百亩。据此则耕耤之礼亦可通于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礼，使知稼穑之艰难，悉农夫之作苦，量天时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硗，如此则凡为官者皆时存重农课稼之心，而凡为农者亦断无苟安怠惰之习， 似与养民务本之道大有裨益。”［15］（卷四七，P714）雍正五年（1727），礼部遵旨议奏各省耕耤仪注曰：一、坛位之规制：各省州县卫所择东郊立为耤田，于耤田后建坛，坛后立庙，祀先农之神。一、祭祀之品物，应照祭社稷坛例。一、耤田之礼仪：省城督抚秉耒，知县执箱，知府播种；府城知府秉耒，佐贰执箱，知县播种；州县正印秉耒，佐贰执箱播种。专城卫所亦用正印秉耒，如无属员，选用耆老执箱播种。俱照九卿例，九推九返。一、农具、牛只、籽种、灌溉之成规：农具，赤色；牛，黑色；籽种悉照各处土宜；择勤慎农夫二名，免其差役，酌给口粮，令看守坛庙，灌溉耤田。每岁钦天监选定吉期，各省同日举行。从之。［15］（卷五八，P895）三、“致治”思想：诗咏耕织与宣扬祥瑞为使地方官员知皇帝重农之心、 劝课之意，晓百姓农事之艰、稼穑之苦，雍正帝以谕旨形式将皇帝躬行的耕耤典礼从中央推广到地方，命各省甄选耤田，建坛立庙，恭祀先农，制定礼仪，明确农具、牛只、籽种、灌溉程式，令官员依钦天监所择吉期，各省同时举行耕耤礼。这种“礼仪下移”行为，体现新的统治、管理观念和农政、农学思想。《耕织图》形象呈现古代先民耕作收获、养蚕纺织的农事过程和劳动场景。 初由宫廷画师绘制， 再经皇帝亲题诗文，随后刊刻传布，是清代统治者“成功文治”的代 表［16］(P142-148)。乾 隆 帝 视农桑为“衣食之本计”［17］（卷一二○，P753）。 嘉庆十三年（1808），颙琰谕内阁曰：“朕惟农桑为致治之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 惟人君震动恪恭于上， 斯小民趋事赴功于下。《七月》之什，《无逸》之图，重民事，所以固邦本也。我朝列圣相承， 惠爱黎元，勤思本业。圣祖仁皇帝诏刊《耕织图》四十六幅，作为诗章，分冠其上。其于农事，自浸种以至祭神，于蚕事，自浴蚕以至成衣，形抚藻缋，纤细毕陈，恭绎睿谋。盖以人主生长深宫，恐于小民作苦之事未能洞悉，用是被诸咏歌，垂型奕禩。皇祖世宗宪皇帝依题成什，皇考高宗纯皇帝继复恭和元韵，均以圣祖之心为心，敬念民依，后先同揆。”［18］(卷一九七，P613)从谕旨内容来看，康熙帝诏刊之《耕织图》“诗咏农人胼胝之劳，织女机丝之瘁”［7］(P3)，可使长居深宫不能洞悉百姓疾苦的后代君主知农事之艰。雍正帝唱于前，乾隆帝和于后，体现三代帝王敦农桑、重民事和固邦本的农政思想。《耕图》胪列23道耕作工序：浸种、耕、耙耨、耖、碌碡、布秧、初秧、淤荫、拔秧、插秧、一耘、二耘、三耘、灌溉、收刈、登场、持穗、舂碓、筛、簸扬、砻、入仓、祭神。浸种描绘人民勤于农功、浸种溪中的场景，祭神体现百姓喜获丰收、虔诚祭祖、国泰民安、共享升平的场面，寄寓清代皇帝“年年愿莫穷”的农业理想和“务本厚苍生”政治思想。表1 康雍乾三帝题浸种、祭神诗资料来源：《授时通考》卷五二《劝课·本朝重农·耕织图上》。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暄和节候肇农功，自此勤劳处处同。早辨东田穜稑种，褰裳涉水浸筠笼。世宗宪皇帝御制诗 百谷遗嘉种，先农着懋功。春暄二月后，香浸一溪中。重穋随宜辨，筠笼用力同。每多贤父老，占节识年丰。浸种高宗纯皇帝御制恭和圣祖仁皇帝原韵气布青阳造化功，东郊俶载万方同。溪流浸种如油绿，生意含春秀色笼。乾隆帝御制诗 青阳序肇始，兆庶力田畴。藏种筠笼贮，来年坚栗收。清香满盆盎，佳实浸汀洲。三日秧针起，从兹东作修。《耕织图·浸种》题诗 溪头夜雨足，门外春水生。筠篮浸浅碧，嘉谷抽新萌。西畴将有事，耒耜随晨兴。只鸡祭句芒，再拜祈秋成。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东畴举趾祝年丰，喜见盈宁百室同。粒我烝民遗泽远，吹豳击鼓报难穷。世宗宪皇帝御制诗 雨旸征帝德，丰稔慰氓愚。赛鼓村迎社，神灯夜祷巫。酒浆泻罂盎，肴核献盘盂。敢乞长年恵，穰穰遂所需。祭神高宗纯皇帝御制恭和圣祖仁皇帝原韵击鼓吹豳报屡丰，朝看索飨万家同。更期来岁如今岁，岁岁年年愿莫穷。乾隆帝御制诗 田祖司多稼，庶民报祀诚。升香腾瑞霭，击鼓和欢声。获稻实仓廪，知时顺雨晴。披图衷永慕，务本厚苍生。《耕织图·祭神》题诗 一年农事周，民庶皆安逸。歌谣遍社村，共享升平世。五风君德生，十雨苍天济。当年后稷神，留与后人祭。《织图》缕述23道蚕织工序曰：浴蚕、二眠、三眠、大起、捉绩、分箔、采桑、上簇、炙箔、下簇、择茧、窖茧、练丝、蚕蛾、祀谢、纬、织、络丝、经、染色、攀花、剪帛、成衣。浴蚕和成衣表现妇女养蚕、纺织之辛劳，体现皇帝“衣成念织劳，莫把蚕家负”的悯农思想。农田是产生祥瑞的地方，清代是祥瑞多产的朝代。自顺治、康熙到雍正朝，嘉禾、瑞谷、瑞麦见诸各种方志。《江南通志》“顺治元年，怀远县产瑞麦，一茎双穗”；《甘肃通志》“顺治二年，广武营等堡麦秀两歧”；《甘肃通志》“顺治十八年， 成县麦有一茎三穗及四五穗不等”；《云南通志》“康熙元年， 宁州禾遍产双穗”；《江南通志》“康熙五十三年，徐州麦秀双歧，有四五歧者，自是连岁皆稔”。雍正朝嘉禾、瑞谷屡现，如《山西通志》“雍正四年， 太平嘉禾一茎十有三穗”；《云南通志》“雍正四年，建水耤田内产嘉禾，一茎双穗至三四穗”；《甘肃通志》“雍正五年，环县献双歧瑞麦五茎；兰州耤田产瑞谷，自三穗至六穗，共十三茎；武威耤田产瑞谷，自三穗以至七穗，共一百七茎”［11］(P12-14)。《授时通考》卷十九“谷种门”载有各省进献的瑞谷、嘉禾、瑞麦，因为它们乃“灵异攸钟，迥异凡品”，犹如“人类之有圣贤，鳞羽之有麟凤”［7］(P3)。这固然体现南书房、 武英殿翰林们的文献编纂思想，也反映清代皇帝借祥瑞以歌功颂德和宣扬太平盛世的政治意图。表2 康雍乾三帝题浴蚕、成衣诗资料来源：《授时通考》卷五三《劝课·本朝重农·耕织图下》。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豳风》曾著授衣篇，蚕事初兴谷雨天。更考公桑传礼制，先宜浴种向晴川。世宗宪皇帝御制诗 门多杨柳风，溪涨桃花水。村酒醖羊羔，春闺浴蚕子。纤纤弄翠盆，戢戢蠕香纸。雪茧与冰丝，妇功从此始。浴蚕乾隆帝御制恭和圣祖仁皇帝原韵曾读《豳风·七月》篇，迟迟日影丽光天。新蚕未起先宜浴，盆满明波人满川。乾隆帝御制诗 衣裳始上古，教织自西陵。考礼妇功重，浴蚕绩事兴。化生喜温暖，浣濯避严凝。盆漾柴灰水，匀齐时可乘。《耕织图·浴蚕》题诗 农桑将有事，时节过禁烟。轻风归燕日，小雨浴蚕天。春衫卷缟袂，盘池弄清泉。深宫想斋戒，躬桑率农先。圣祖仁皇帝御制诗 已成束帛又缝纫，始得衣裳可庇身。自昔宫庭多浣濯，总怜蚕织重劳人。世宗宪皇帝御制诗 九月届授衣，缝纫难容缓。戋戋逐剪裁，楚楚称长短。刀尺迎风寒，玄黄委云满。帝力并天时，农蚕慰饱暖。成衣高宗纯皇帝御制恭和圣祖仁皇帝原韵戋戋束帛费缝纫，只为祁寒事切身。圣主忧勤图画里，宵衣永庇万方人。乾隆帝御制诗 已届授衣候，成裳庶庇身。剪裁度修短，针线细缝纫。无褐怜昏垫，忍饥厪苦贫。农桑郅治本，题绘悯黎民。《耕织图·成衣》题诗 银针透锦丝，金剪冲娇绿。长短在人工，宽窄凭尺数。横裁雁阵云，碎补雅翎目。衣成念织劳，莫把蚕家负。胤禛笃信“天人感应”，认为“天道昭明，鉴观有赫， 与人事感孚捷于影响”［19］(P136)，“朕平日切切以天人相感之理训示天下臣民者，确乎其不爽也”［13］(P197)。他将祥瑞视为“海宇升平、政治清明”［20］(P154)的体现，故大力宣扬，地方官员为迎合上意，比岁连年，屡屡进献，因而大量祥瑞出现于雍正一朝。尔后胤禛逐渐洞烛此弊， 对祥瑞保持一种政治理性，令各省不再进献，“盖欲天下臣民共敦实行，不尚仪文，以为敬天勤民之本也”［13］(P198-199)。四、结语作为乾隆朝官方编纂的大型农书，《授时通考》记录天时、土宜、人事，反映农业生产技术、 农田耕作方法， 保留大量农学资料， 体现传统农学历史， 表现清代皇帝的农学思想。 从顺治到乾隆朝， 历任皇帝都重视农业生产， 关心民生疾苦，以农为本，因而“重农”是其思想共性。 乾隆帝降谕编纂的《授时通考》融农业与政治、礼仪、思想于一体，彰显“实用”特征， 详述农田 “功作”所需农具的形制、功能并配图作解便是实用表现。劝课、祈谷和耕耤俱为“重农”思想指导下的行为，其中祈谷、耕耤皆是国家典礼，须皇帝躬行，体现以身劝农、垂范天下的政治观念。嘉禾、瑞谷既体现清代皇帝的“天人感应”思想，又有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政治意味。玄烨、胤禛、弘历三代君主皆以诗咏耕织，这些御制诗既是文学作品又是探赜清帝统治思想的重要媒介和认识清代农史的一扇窗牖，值得深入研究。注释：①韩国磐认为 “中国古时经常是由帝王颁布历法，要人民及时进行耕桑，这就是授时；通观古代耕桑之制，这就是通考”。参见韩国磐《漫谈〈授时通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②参见（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3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孙希旦撰，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礼记集解》，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5、451、469、474、478—483页。③郑氏曰：“谓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传》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孔氏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郑云：“凡为人君，当斋戒自新。”愚谓岁事莫重于农，故孟春即祈之于上帝，仲春又祈之于社稷。参见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5—416页。［参考文献］［1］王元崇.清代时宪书与中国现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J］.中国社会科学,2018,(5).［2］(清)巴泰，图海等修纂.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3］闵宗殿.试论清代农业的成就［J］.中国农史,2005,(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1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马宗申.中国古代农学百科全书——《授时通考》［J］.中国农史,1989,(4).［6］胡火金.论清代农学的实用性趋向——以杨屾“天地水火气”五行为例［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7］(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1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8］(清)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9］何宁撰.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0］许维遹撰.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1］(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2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12］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13］(清)鄂尔泰等编纂,马宗申校注.授时通考校注(第3册)［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14］(清)马齐，朱轼等修纂.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清)鄂尔泰，张廷玉等修纂.清世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6］王璐.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3,(2).［17］(清)庆桂，董诰等修纂.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8］(清)曹振镛，戴均元等修纂.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10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0］刘潞.《祭先农坛图》与雍正帝的统治［J］.清史研究,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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