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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谈韩柳古文运动(2)

来源:中国实用医药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21 07:31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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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韩、柳古文运动追求文章的审美性 首先,对“文”的重视。他们在强调“道”对“文”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认为“文”也是必不可少的。韩愈指出

二、韩、柳古文运动追求文章的审美性

首先,对“文”的重视。他们在强调“道”对“文”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认为“文”也是必不可少的。韩愈指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柳宗元则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又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他们都认为文章没有文采就软弱无力,就没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就没有人阅读[3]。

其次,能够广泛吸取前人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不仅对先秦两汉文章有所颂扬,就连他们一直批判反对的骈文也不一笔抹煞。王勃的《滕王阁序》是篇著名的骈文,韩愈则是“壮其文辞”,认为“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4](《新修滕王阁记》)而且韩愈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也能灵活地运用骈文的表现手段,如《师说》《送孟东野集》《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文运用的排偶,不仅使文章具有形式美和旋律美,还有效地增强了文章雄浑奔放的气势。刘熙载评价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蒋湘南也说:“浅儒但震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与田叔子论文第二书》)假如韩愈没有对六朝以来骈文长处的吸取和借鉴,他的“古文”创作是不会取得那样高的成就的。柳宗元在创作古文的过程也吸取骈文的技巧创作出一些优秀的骈文。为此方苞曾批评他是“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书柳文后》),其实这正是他博取众家之长的优点。正如欧阳修在其《笔记》中主张的不要因为反对西昆体就把对偶、用典等艺术技巧排斥掉,认为苏洵父子运用四六式能“委曲精尽,不减古人”,“实恐伺候未有能继者”,为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苏家父子这样的作家感到十分欣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们尊重文学遗产的精神,批判地吸收骈文优点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滋养[5]。

再次,韩、柳追求文章的审美性,还注重从佛教文化和其他文艺形式吸取创作的艺术经验。王国维说:“佛教之东,适值我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论近年之学术界》)唐代文人习佛、信佛之风普遍存在,特别由于禅宗在理论上主张“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提倡“顿悟”,而起修持方式又很简单,更是受到唐代文人的喜爱[6]。佛教不仅影响着唐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态度,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散文创作。佛经缜密的议论文体,立论和驳论结合、条缕清晰的论说方式,譬喻和寓言的丰富多彩,骈散兼行、通俗灵活的语言等等,都对散文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唐代文人自觉地吸取佛典文体、文风和写作技巧的优点,作为散文创作的艺术滋养和必要补充,有效地提高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水平。韩愈是极力反佛的,但是韩愈又多与名僧交往,文章也受到佛典的影响。他的《原道》篇借鉴佛典注重名相辨析的写法,开始即分析“道”的内涵,说明儒、佛、老各道其所道,从而维护了儒家道统。《送石处士序》吸收了佛典中博喻技巧,描写石处士论辩滔滔的情景,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文情。《原毁》《原道》等篇都借鉴了佛典的艺术手法,使论说条分缕析,细密清楚。柳宗元是唯物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但他又是崇信佛教的,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佛典中如因缘、譬喻、本事、本生等部经都含有丰富的寓言故事,为柳宗元的寓言散文提供了借鉴[7]。柳宗元的寓言如《蝜蝂传》《梓人传》《黔之驴》等,不论在内容情节还是在写法上,都与佛典有相似之处。柳宗元正是在继承先秦寓言的基础上,又吸取了佛典寓言的长处,把寓言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另外,唐代时期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都很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提高散文艺术表现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

最后,韩、柳散文追求审美,还表现在提倡和注重散文艺术的创新。他们一方面对前人的文章广取博收,含英咀华,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反对盲目地模拟和简单地照搬。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的观点,刘熙载阐释说:“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艺概·文概》)说明韩愈主张的务去陈言,既要摈除陈词腐语,在语言形式上独创,又要在思想内容上独出机杼,不因袭模仿。柳宗元也是一位不为传统所囿,极富创造精神的古文家,他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认为“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服杜温夫人》)正是在创新精神的指导下,唐代文人以大无畏的气概,独抗流俗,力挽狂澜,矫正内容、问题、文风和文学语言,创造出千古传颂的大量优秀散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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