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这场运动进行审视，在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这场文学革新运动，再从他们针对骈体文而做的努力，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家，对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既强调散文的社会功用，又注重散文的艺术表现，达到了内容与形式、实用和审美的高度统一。因此说，这场文学革新运动就是一场追求实用和审美的运动，批判和倡导复古的过程就是追求实用和审美的过程。

魏晋时代一直都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这种自觉表现在对文学的基本特征、艺术概括的方法、形象化的表现手段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使文学从经史著作中独立出来，所以骈体文在此时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但是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应，是对现实生活艺术形象的概括。骈体文注重形式，忽视思想内容，又不符合文学创作的规律。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在重视文章的内容和形式的基础上，既注重文章的实用性又追求文章的审美性，使二者达到完美结合，实现了文学（散文）创作真正意义上的自觉，从而把散文创作推上了正确的道路。一、韩、柳古文运动注重文章的实用性首先，重视“道”。韩愈的“修其辞以明其道”，柳宗元的“文者以明道”都认为“文”是为了传播“道”，而“道”是要靠“文”来传播，“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而在“道”与“文”的关系上，“道”起决定作用，“文”是要服从于“道”，为“道”服务的。骈体文产生后虽蓬勃发展甚至主导文坛，但随之而来的种种批评都是因它没有正确处理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里的“道”不仅是儒家说教，还指政治、社会。韩愈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柳宗元的“道”政治性、现实性更强，认为“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提出了“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喻”（《杨评事文集后序》）的观点。他们认为文人应该积极关心社会时事，充分发挥文章的社会功用和讽喻作用。这就意味着已经把“文”与具有社会功用的“道”联系起来了[1]。其次，从“道”出发，韩、柳之道又进一步提出了文人的个人品德修养问题。他们认为文章是作者品德修养的集中反映，个人修养的高低，决定着作品的质量和水平。韩愈指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体不备不可以成人，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答尉迟生书》）这里的“实”其实指的就是作家的品德修养。韩愈认为有什么样的“实”，就有什么样的作品表现。所以对于文人，应该先成人，后“成文”。柳宗元也说：“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既指出写文章思想品德必须纯正真诚，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行”是根本。把思想品德的修养和文学创作、社会现实和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了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心，还提高了文学作品（散文）的质量和水平。这样自觉而明确地把作家的品德修养提到决定作品质量和水平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表现了唐代散文家（尤其是韩愈、柳宗元）对文章社会实用价值的高度重视。再次，韩、柳散文创作和政治斗争十分密切，能尖锐地反映出当时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这不仅鲜明地体现在政论、史论、杂论等文章中，就是在赠序、传纪、寓言及书信一类的作品中也时有表现，成为当时散文创作的显著特色。如强藩割据、叛将暴乱是中唐时期的一大祸患，严重威胁着唐王朝的安定统一。如韩愈在《守戒》中揭露拥兵自重的强藩“带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绵地则千里，而与我壤地相错，无有丘陵、江河、洞庭、孟津之关。其间又自知其不得与天子齿，朝夕举踵引颈，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于猛兽穿窬也甚矣。”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强藩的危害，并警告统治者对藩镇要“得人”而有守备。另外还在《送董邵南序》中揭露了藩镇与朝廷争夺人才问题，对藩镇的叛乱表示深深的忧虑；在《张中丞传后叙》赞颂安史之乱中坚守孤城睢阳而宁死不屈的张巡、许远等忠贞志士，驳斥了藩镇为分离叛乱而制造的舆论。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结合周、秦、汉、唐以来的史实，论述分封制的弊端和郡县制的优越性，驳斥了鼓吹分封制的各种谬论，抨击了割据势力。《罴说》一文则是抨击“不善内而恃外者”不注重加强自身，一心想依靠外力，妄图侥幸取胜的人，揭露了朝廷“以藩制藩”政策的失败，表达了柳宗元对强藩割据，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强烈愿望，具有鲜明的斗争性[2]。最后，重实用还在于多层次多角度地描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韩、柳笔下的散文几乎深入到现实社会的每一个领域，较为广泛地发挥了散文的社会功用。尤其是韩愈的碑文、杂文，柳宗元的游记、寓言，还有他们的小品、书札、赠序和笔记等等，都是自己的亲身体验和对社会的仔细观察有感而发的。如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借李愿之口，揭露了权贵们骄横跋扈和糜烂的生活，讽刺了他们趋炎附势、巴结逢迎、摇尾乞怜的丑态。针对社会上耻于从师的庸俗风气，韩愈在《师说》论说了从师的必要性和师的重要作用，明确地提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士大夫轻视师道的社会风气，表现出向传统挑战的斗争精神。柳宗元在《鹘说》中赞扬“鹘”高尚纯洁的仁义之举，而且能“恒其心，一其心”，对其宁肯挨饿也要保护小鸟的行为，表示由衷的赞美。同时也是在刺时骂世，讽刺那些假行仁义，意图个人名利之徒；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鹘”虽然形象勇猛，却有仁义之心，那些老鼠之辈表面温顺，实则阴险狠毒。从对比中驳斥了世人低头弓腰、慢步而行、惟命是从的是好人和勇猛刚强、敢作敢为、率真正直的是暴徒的谬论，歌颂了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者，抨击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二、韩、柳古文运动追求文章的审美性首先，对“文”的重视。他们在强调“道”对“文”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认为“文”也是必不可少的。韩愈指出：“文字暧昧，虽有美实，其谁观之？”（《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柳宗元则说：“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又说：“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杨评事文集后序》）他们都认为文章没有文采就软弱无力，就没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就没有人阅读[3]。其次，能够广泛吸取前人散文创作的艺术经验。不仅对先秦两汉文章有所颂扬，就连他们一直批判反对的骈文也不一笔抹煞。王勃的《滕王阁序》是篇著名的骈文，韩愈则是“壮其文辞”，认为“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4]（《新修滕王阁记》）而且韩愈在创作实践过程中也能灵活地运用骈文的表现手段，如《师说》《送孟东野集》《送李愿归盘谷序》等文运用的排偶，不仅使文章具有形式美和旋律美，还有效地增强了文章雄浑奔放的气势。刘熙载评价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艺概·文概》）蒋湘南也说：“浅儒但震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朝之髓也。”（《与田叔子论文第二书》）假如韩愈没有对六朝以来骈文长处的吸取和借鉴，他的“古文”创作是不会取得那样高的成就的。柳宗元在创作古文的过程也吸取骈文的技巧创作出一些优秀的骈文。为此方苞曾批评他是“杂出周、秦、汉、魏、六朝诸文家”（《书柳文后》），其实这正是他博取众家之长的优点。正如欧阳修在其《笔记》中主张的不要因为反对西昆体就把对偶、用典等艺术技巧排斥掉，认为苏洵父子运用四六式能“委曲精尽，不减古人”，“实恐伺候未有能继者”，为在自己有生之年看到苏家父子这样的作家感到十分欣慰。以韩、柳为代表的古文家们尊重文学遗产的精神，批判地吸收骈文优点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使他们的创作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滋养[5]。再次，韩、柳追求文章的审美性，还注重从佛教文化和其他文艺形式吸取创作的艺术经验。王国维说：“佛教之东，适值我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论近年之学术界》）唐代文人习佛、信佛之风普遍存在，特别由于禅宗在理论上主张“诸佛妙理，非关文字”，提倡“顿悟”，而起修持方式又很简单，更是受到唐代文人的喜爱[6]。佛教不仅影响着唐代文人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态度，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散文创作。佛经缜密的议论文体，立论和驳论结合、条缕清晰的论说方式，譬喻和寓言的丰富多彩，骈散兼行、通俗灵活的语言等等，都对散文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唐代文人自觉地吸取佛典文体、文风和写作技巧的优点，作为散文创作的艺术滋养和必要补充，有效地提高了散文创作的艺术水平。韩愈是极力反佛的，但是韩愈又多与名僧交往，文章也受到佛典的影响。他的《原道》篇借鉴佛典注重名相辨析的写法，开始即分析“道”的内涵，说明儒、佛、老各道其所道，从而维护了儒家道统。《送石处士序》吸收了佛典中博喻技巧，描写石处士论辩滔滔的情景，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文情。《原毁》《原道》等篇都借鉴了佛典的艺术手法，使论说条分缕析，细密清楚。柳宗元是唯物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但他又是崇信佛教的，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佛教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佛典中如因缘、譬喻、本事、本生等部经都含有丰富的寓言故事，为柳宗元的寓言散文提供了借鉴[7]。柳宗元的寓言如《蝜蝂传》《梓人传》《黔之驴》等，不论在内容情节还是在写法上，都与佛典有相似之处。柳宗元正是在继承先秦寓言的基础上，又吸取了佛典寓言的长处，把寓言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另外，唐代时期是中国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音乐、舞蹈、书法、绘画、建筑、雕塑等都很繁荣，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对提高散文艺术表现力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8]。最后，韩、柳散文追求审美，还表现在提倡和注重散文艺术的创新。他们一方面对前人的文章广取博收，含英咀华，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他们更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反对盲目地模拟和简单地照搬。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明确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的观点，刘熙载阐释说：“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艺概·文概》）说明韩愈主张的务去陈言，既要摈除陈词腐语，在语言形式上独创，又要在思想内容上独出机杼，不因袭模仿。柳宗元也是一位不为传统所囿，极富创造精神的古文家，他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认为“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服杜温夫人》）正是在创新精神的指导下，唐代文人以大无畏的气概，独抗流俗，力挽狂澜，矫正内容、问题、文风和文学语言，创造出千古传颂的大量优秀散文[9]。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这场运动进行审视，在散文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这场文学革新运动，再从他们针对骈体文而做的努力，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古文家，对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既强调散文的社会功用，又注重散文的艺术表现，达到了内容与形式、实用和审美的高度统一。因此说，这场文学革新运动就是一场追求实用和审美的运动，批判和倡导复古的过程就是追求实用和审美的过程。参考文献：[1]董诰.全唐文[M].孙映达，点校.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韩愈.韩愈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刘熙载.艺概[M].袁津琥，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4]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韩兆琦.中国古代散文专题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6]刘振东.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7]欧阳敏.唐代古文运动的意义[J].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1(03).[8]畅孝昌.唐宋古文运动复古实质初探[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2(04).[9]张国俊.古文运动是形成艺术散文的运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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